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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沙河,四川金堂人,当代诗人、作家。

四川人能把“乐”字读出四个音来,就是一种文化

导读

我们四川人把这个“乐”字读了四个音出来,这就是一种文化。因为这四个不同的音,使这四个词的词义都得到了改变,这也就使我们的汉字、汉语极富弹性,也正是我们的文化。

我讲一个自己真实的经历——就是我怎样去了解历史和文化的。

流沙河先生,摄影:小甩工作室流沙河先生,摄影:小甩工作室

这件事情是在1990年代,那个时候,我住在大慈寺路,更早一些时候住在红星路,在红星路的附近水东门的几十条小街开始全部都要拆了,因为水东门是成都最穷的地方,那一带要把它拆了,修一条大的街。我就每天在水东门那一带的小街仔细走,仔细看,并且回想历史。

在百年前,郭沫若坐着木船,从他家乡乐山到成都来,那个时候他才14岁,完全是个小孩子。我读他的自传知道,从乐山到成都全部是木船,木船需要人拉,逆水行舟慢慢向北,夜晚还不能走,走了有好长的时间呢?走了一个星期。我们今天从乐山到成都只要两个半小时,当时他走了一个星期。当时的人,像郭沫若这样的少年,要离开他的家乡走这么远,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

郭沫若离家,在乐山的一个码头,他母亲送他上了木船,他就此写了一首诗:“阿母心悲切,送儿直上舟。泪枯惟刮眼,滩转未回头。”他用了远古的传说故事,说聂郎从一个小娃娃变成了龙以后,离开他的母亲的时候,就是沿着这一条江,曾经九次回头望他的母亲。“流水深深恨,云山叠叠愁,难忘江畔语,休作异邦游”,他的妈妈怕这个儿子走得太远了,就不回来了,以后永远都看不到他了,因此上了船以后,他的母亲还对他说千万不要到外国去。

什么叫文化,这些我讲的全是文化。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在百年前就已经会写五言律诗,而且写得这样好,还会用典,这个在我们今天看来不可想象,在当时最常见,特别是乐山这个地方。

我们所有的四川人应该加倍注意,四川很多古老的语言文化早已经消失了,这是由于明末清初大移民,各个省的人都移起来了,特别是明代末年张献忠大肆屠杀,整个四川只有乐山那一个角落被当地的一个民团领袖,叫杨展,带着队伍死守,张献忠杀不进来,因此乐山那个地方的人全部都留下来了。至今我们四川留的口音只有乐山一个地方能够讲“入声”,我都不会,因为我是成都人,不懂什么叫“入声”。这些就是最珍贵的历史文化。

我虽然不懂,我还知道去学,但是可惜了我没有学过语言学,我也不会讲任何外省话,我用最笨的办法,把我们成都一个经学家,清代末年很有名的,民国时候陈寅恪到成都来,亲自到他家中去拜望他,叫林山腴,写过一本书,叫《入声考》(此处疑流沙河先生记忆有误),就是讲平、上、去、入。

我们成都人始终不懂什么是入声,我就学了那个书也不懂,但是我用最笨的办法,我把他那部书所有收的入声字拿来分类,分了八类,就是只有那八个声,然后死死地记。我为什么要记它?没有好多用,但是要知道了这个,你才知道我们曾经经过的道路。真正的四川人保留下的口音只有乐山。

我们曾经经历过的历史被毁了,是一个极大的损失,所有我们经历过的道路,都是有意义的,“the way we were”,我们曾经有过的那一条路就是历史。一个民族,有没有真正的软实力在于它有没有历史,没有了历史它就无从抵抗任何异族入侵,有了历史它就保留下来了。

流沙河先生、王笛先生,摄影:小甩工作室流沙河先生、王笛先生,摄影:小甩工作室

乐山话中间,有很多说法是我们四川人不懂的,比如人一个坐在那里,我们都在唧唧喳喳说话,他不说话,乐山人叫他叫“哑默生”,用的是一个“生”,这个“生”就是古话。李白写杜甫,都说他是“太瘦生”,现在我们已经不用这个字了,这个“生”就是“先生”,“哑默”是他不说话。然后乐山人说一个人很顽固,叫“愚古笨”,什么叫“愚古笨”?“愚”是愚蠢,“古”是古板,“笨”是不灵活,四川话已经没有了。这个就叫历史,也叫文化。

我再给大家说什么东西叫文化?就是“乐山”的名字。乐山的名字,我有一次听到他们那里的宣传部长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我就笑了,他说错了,“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是《论语》里面的,那个字不读“lè”,读“yào”,因为这个“乐”字,如果我自己高兴,那就叫乐,我快乐。如果我喜欢音乐,那个字就读“yuè”,所以我们至今有姓“乐”(yuè)的。如果我来给你表演,使你快乐,又是另外一个字,我们读“nào”,你看《诗经》里面的“钟鼓乐(nào)之”,就是指将钟鼓演出的队伍,拿来使现场很热闹。如果我自己心里想什么,倾向于喜欢什么,是读“yào”。所以应该读“仁者乐(yào)山,智者乐(yào)水”。

我马上就想起巴金的小说《家》,里面写的那个顽固老头,我见到的所有人包括文化人都读的冯乐(lè)山,我听就晓得错了,那个叫冯乐(yào)山。我怎么会晓得?我的家族中间,有一个我爷爷辈的人,叫余乐(yào)山,我小的时候看写他的名字,写出来是“快乐”的“乐”,这时我才晓得的。

结果,我们四川人把这个“乐”字读了四个音出来,这就是一种文化。因为这四个不同的音,使这四个词的词义都得到了改变,这也就使我们的汉字、汉语极富弹性,也正是我们的文化。

乐山人想知道“乐山”究竟怎样来的,就问了好多人。我说你们那个地方,有座山叫“至乐山”,山上曾经有一个道观叫“至乐观”,《庄子·外篇》有一篇叫《至乐》,第一句是“天下有至乐无有哉”,“至乐”,至者最也,到达顶峰。显然,乐山的名字是根据那座山取的,地以山名,只是把“至”字去了,就叫“乐山”。这个“乐山”和“仁者乐(yào)山”毫无关系。像这一些东西,我说实在话,由于只有我们这几个老家伙都还在,才能够了解真实。如果我们不在了,那么人们马上就会怀疑那个《论语》上面的“仁者乐(yào)山”应该读成“仁者乐(lè)山”。

这些全是文化。老实说我本人是新文化的产物,我没有读过什么旧的私塾,我上小学已经是民国二十七年了,教育部都完全把教育改了,那个时候的教育已经相当现代了,我接受的小学、中学、高中教育全是现代教育。

那么,为什么我后来又花这样多的力量去弄这些古典呢?我告诉大家,这不是我自由选择的,是因为1957年以后我当了大右派,没有办法了,而且这个大右派又是毛泽东亲自点的名,别人都告诉我,你这个是铁帽子,没有改的了。原来我是写新诗的,搞新文学研究,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想,我这一生还有这样多的精力要拿来用,用到什么地方呢?我才开始补课——数学、古代天文学、现代天文学,然后动物学、植物学,还有古代的经学,涉及四书五经的,重新读,然后钻研古文字学。这些都是我为了使我多余的精力有一个去处。所以完全不是我的自由选择,使我成为今天这样一个老夫子。

所以你们不知道,刚才你们提到的那两首诗《理想》和《蟋蟀》,我写的新诗,如果你们愿意听真相,我就在这里给你们说。

名叫《理想》的那首诗非常长。我每一次到学校里面去,那些学生就要来表演——我一去,才走进去大家就站起来一起背诵,他们一背诵我就不能走了,我就只好在那儿站着,站着我又只好低下头,因为我实在觉得过意不去——这样多学生在那儿站着。我一想起当初逼迫这些学生去背诵,是如何的痛苦,我深知我背诵不下来,还赶不到这些小学生。我就知道了,他们是在以一种很苛刻、死板的方式教育学生,叫他们背诵。我又背不出,站在那里我有犯罪感,我说我害了他们,你们快点背完。然后我就后悔了:天哪!如果我当初写短一些,他们也不可能这样子辛苦。

是这样写的,还有真相,是我奉命写的,在1986年的时候,北京《诗刊》把我叫去,和其他一些诗人,后来《诗刊》的主编跟我说,团中央要求他们刊物在全国征文,题目就叫《理想》。我说我不想写这个稿子出来,但我和他们关系处得好,上头对他们又有要求,我就说好嘛,好嘛,写。所以在写的时候,我就千方百计的想,第一我不能闭着眼睛乱去歌功颂德,我不能闭着眼睛不说真相,那要不我就不写,但是不写又不行,因为我们的关系,就只能写了。我又要写,又不能得罪任何方面。于是我就这样写了,应付着就发了。结果,那时他们发过很多首《理想》,我这首诗被编教科书的编进去了,不是我写得有多么好,是他们发现了这首诗押韵,句式长短调和,适合于娃娃背诵。纯粹是这样的,我一下子就理解了。我说如果我去写自由体的诗,连我都背诵不下来,那么我怎么办呢?所以无意之间就写了这首诗,我认为写得不好,但是聊以自我安慰的就是我没有使那些娃娃太痛苦,是因为我把音韵平仄适当地调整,句子长短适当地调整,娃娃还容易背诵。后来我问那些小学生,我说你们背起来艰难不艰难?小学生说容易得很,很好背。所以真相就是这样的。

我希望你们不要赞扬说我这篇诗写得如何好。可能人家选我这首诗也不是因为我写得好,而是这首诗作为教科书材料还比较方便,还可能这首诗适合拿来宣传,既宣传了又不太招人厌。

活动现场,摄影:小甩工作室活动现场,摄影:小甩工作室

至于另外一首《就是那一只蟋蟀》,纯粹是余光中先生写给我的信启发了我,余光中1980年代初期给我写的信,说他非常之想念四川,然后我就找起朋友,在余先生曾经读过中学的地方,是在重庆的渝北区乡下的一个地方,叫“双龙嘴”的村庄,抗日战争从南京迁来了一个中学,就迁到了那里。余先生就在那里读了七年的书。他就说的:我至今还想得起我在四川乡下听见的那只蟋蟀叫,后来我走到海外,到处都听到蟋蟀叫,我一听见蟋蟀叫我就想起四川的那一只蟋蟀,好像它还在那里叫,还在那里等我。你看,余光中是一个诗人,他给我写的信,我一下就感受到了,人家真是一个诗人。我被他感动了,所以才写了这一首诗《就是那一只蟋蟀》。所以实在不是我有什么能力,是别人抛玉引砖,我只是一匹砖,别人一两句出来就是诗,这些就是真相。所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诗人,别人有时候要介绍我是诗人,我说那是几十年前的事情,实际上我从1990年代起就一首诗也写不出来了,我就改了行,我去研究中国古代典籍。事实就是这样的,你们刚才提到的这首诗。

然后,我要说我今天来的目的不是谈这个,是因为刚才主持人提到了,我只好做解释。我是准备用五分钟来给王笛教授扎起。我这次来的目的早就说过三次,王笛教授使我非常震动,因为我看他从一个小娃娃长大,我记得清清楚楚,每天早晨他的哥哥,是小学高年级学生,他是低年级小学生。他的哥哥端着一个大的钢精锅从他们那一边宿舍到布后街二号院子省文联的伙食团窗口买饭、买菜。他的哥哥走在前面,他的哥哥还要高一些,已经超过那个窗台了,而这个小兄弟在后头根本看不到厨房里面,还是个小娃娃。

怎么后来他变得这样有能耐了?我是怎么知道他有能耐的呢?是因为他和他的哥哥离开了二号院子,到不同的地方读书去了,他后来又在什么地方读了书,什么时候出的国,我完全不知道。他们的父亲叫王广源,是我的老庚,我比他父亲只大几小时,这个也不足为怪。学了数学的,晓得这种叫几率,只要一个集体的人上了365个,就很有可能其中有两个人是同一天生。那么,我和他父亲除了老庚以外,年轻的时候都在四川省文联布后街二号工作,他父亲在音协,我在创作部这边,和他父亲两个关系非常好,星期天我和他的父亲,还有其他几个年轻人都到人民公园去逛,这些都是共同的记忆。

我看到他是个小娃娃,但是他以后会是什么,我没有放在心里。直到十多年前,有一次他的父亲给我送来一本书。我问:这个是什么?他说:是我们王老二的毕业论文。我说:嗨呀,都写这么厚一本书了啊!他说:人家还没有正式出版的,王老二给我说的,喊我给流沙河叔叔送一本去。我拿到一看就很吃惊,这本书的题目是《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我说:老庚,你这个娃娃怎么会选这样一个了不起的题目。我本人读了那么多的书,没有看到一篇中国文章来研究这个。王老庚说这是教授给他指的方向。

我心里就想起一件事情,《南橘北枳》里面说的,橘这种果物,如果生长在楚国,比如湖北、湖南,就是橘子,这样大的,非常红的那个橘子,英文“orange”;如果是纬度往北方移,移到淮河流域以北,对不起,就变了,叫枳,凡是名叫“枳”的都很小。橘子到了淮河流域以北,变成枳,只有这样大,而且不是水果,不好吃,只能拿来做中药,中药叫枳壳。

我一下子就想起这件事情,同样是一个人,把你放到不同的地方,他就会变成不同的人。所以我认为先有地灵才有人杰,而不是倒转来的。一片土地,一种文化,只能产生什么样的后代,这不是我们能够选择的。他很幸运,遇到了中国百年来国门大开的时候,很多留学生到美国,到欧洲,开创了那么多历史。

流沙河先生、王笛先生,摄影:小甩工作室流沙河先生、王笛先生,摄影:小甩工作室

各位年纪轻,不太有好多对比的感受。我是三十年代生的人,四十年代的青年学生,五十年代的青年干部,我和他父亲都曾经是共青团员,还一起过组织生活。我们学了些什么?我说我写新诗,怎样宣传,宣传要符合怎样的口径。我在年轻的时候,还有人说这个青年诗人非常之了不起,我也曾经误会过,我自己也感觉良好。后来经历了中国这几十年来的各种风波和各种机遇,重新回头,认识了什么叫文化,什么叫中华文化,什么是中华文化中间我们应该好好珍惜的,什么是中华文化中间失败的东西。

王笛教授本人在我眼中就是一个文化是要靠什么环境所形成的活生生的典型。我对1980年代后来叫邓小平时代评价极高,就是他打开了国门,把好多青年娃娃送出去读书,像王笛教授这样的中国已经有千千万万了,国家的前途就在这里。我本人已经无能为力了,因为年纪大了。

后来我把这个话告诉王老庚,我说:王老庚,我们这个布后街二号院出去了这样多的娃娃,我最看得起的只有你这个王老二!

(本文根据流沙河先生在腾讯大家·天府文化年度沙龙“大家之选:城市文化生命力与互联网时代的写作”上的发言整理)

【责任编辑:肖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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